要克服部门管理体制弊端，通常只有两种办法：一是采用大部门体制，通过机构调整实现职能统一。
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联合国大会1966年12月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确立了少数人的权利，该公约第27条规定：在那些存在着人种的、宗教的或语言的少数人的国家中，不得否认这种少数人同他们的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和实行自己的宗教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
所谓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首要含义是适用法律平等，即指国家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在适用法律的时候，不得区分适用对象，必须根据法律规定和事实进行判断，无差别地将法律适用于所有的人,适用法律平等主要针对的是国家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而不包括立法权。宪法平等制度的立法适用具有鲜明的特点，表现为各部门法一般在其总则中予以明文规定，并作为该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一审法院认为该行为不是法律所禁止的。通过普通法律来具体实现对基本权利的保障，事实上等于是赋予了普通法律对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加以限制的可能性，为克服这一矛盾，实现宪法与普通法之间的有效结合，采用的主要手段就是‘法律保留。
为了拘束立法者的违反平等权利，法院亦拥有审查法律有无违反平等原则之权限。公共利益的判断有一般性的规则，可以从一般意义上予以考虑。这就意味着我国社会转型期立法面临着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并存的压力。
[⑧] 李昌庚：《中国语境下国家治理现代化拷辨》，《青海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李昌庚：《主动改革：中国社会转型的理想选择》，《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20世纪前半期，美国财产法理念的发展表现为个人放任主义让位于福利国家。正如托克维尔所言，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即便总统制的美国、巴西等国也同样深受欧洲传统尤其英国模式的影响。[37]其中，不仅涉及到我国深层次执法机构程序问题。
如前所述，尽管一再强调改革需要纳入法治轨道内进行，这也是改革目标和理想追求，但难免不存在改革与法治的冲突问题。另一方面，赋予了行政自由裁量权和司法自由裁量权的一定空间。即便我国台湾地区也有历史教训可循。如果说现有体制机制不能或难以容纳某些执法行为时，本身就意味着某些体制机制需要改革，而改革与法治在某些方面容易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尤其是特定语境下政治权威路径选择背景下的改革需求。
又如近期的《电子签名法》等。也就不难理解具有商品经济及其市民社会土壤并带有民主成分的古希腊古罗马乃至其后的欧洲社会能够体现出现代意义上的市民法，如罗马法等，而缺乏商品经济及其市民社会土壤的古代东方立法更多地体现了传统意义上的刑律。执法主体的执法行为并非单纯依赖民主法治之一般标准衡量，而需考量社会转型期主动改革背景下的行政效率、效益及其改革目标的实现程度等。对此，我国应当置身于社会转型期政治权威主导下的改革路径选择背景下考量适法问题。
相应的，司法体制改革应当服从于这种路径选择。甚至有国外学者认为，新中国是通过意识形态和组织糅合在一起的。
但立法的前瞻性和超前性取决于现有体制机制的包容，也只有基于现有体制机制的环境，才有一般意义上的立法前瞻性与超前性话题。我国应当以此思路看待社会转型期的法治回应，包括立法、执法和司法等领域改革，以及相应的法治政府绩效考核等。
三是社会转型期某些立法的滞后性所带来的立法真空赋予了软法之治以及行政自由裁量权和司法自由裁量权。而改革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35] See Lawrence M. Friedman, Harry N. Scheiber, American law and the constitutional order: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P327. [36] 俞江：《近代中国民法学中的私权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2页。因此，准确理解和把握社会转型的路径依赖及其法治回应就显得特别重要。因此，特定语境下的政治权威与依法治国在某些方面又存在着冲突问题。社会本位强调权利限制和社会利益，但仍以权利观和个人利益为基础，不过是权利本位或个人本位法律的适时调整而已。
[30] 李昌庚：《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否可以起航？》，《团结》2013年第3期。因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应当立足于此，方能寻求较为稳妥的法治化路径。
2、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历史经验教训 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及外来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清朝后期开始了非完全自主性的社会转型现象，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恭亲王奕#18211;支持的洋务运动。李昌庚：《中国语境下国家治理现代化拷辨》，《青海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等。
而且还直接导致司法审判不公乃至司法体制外的信访现象更是时有发生。在此基础上，民国时期所发生的私法社会化思潮的异化同样有可能发生在当今中国。
与此相反的情形，往往均不同程度地存在民族问题。同样，如果假设，没有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湾等不确定诱因，光绪皇帝或许不会采取操之过急的戊戌变法，而是延续并深化恭亲王奕#18211;等人原先就已推行的主动改革，并若同时获得慈禧太后的支持，君主立宪或许也可能成为现实。[34] [美] 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王军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3-216页。但其能否沿袭民主政治过程，则取决于改革的价值取向，因而具有民主的不确定性。
但随着社会转型到位，理应追求的是一种自治性立法模式，从而实现从变革性立法模式向自治性立法模式变迁。主张财产合理使用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虽然立法民主中也不排除精英立法的因素，但精英立法在政治权威主导下的改革路径选择背景下就显得更为凸显与必要。故本文未对社会转型、威权政治及其改革路径等做详细论证，仅是做进一步的补充阐述，以便回应社会转型期的法治问题。
[⑨] 当今西方国家尽管政党林立，但其主流核心价值观则是一致的，政党之间并无多少差异，从而表现出政党政治的成熟和社会稳定。而且还因为缺乏民意立法的民主法治基础。
尽管立法民主并非一定产生良法，这是民主应有的代价。中国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类似问题一般而言，依法办事、严格执法、司法公正应当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判断公平有时是困难的，尤其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某些案件。
也有人质疑我国征地拆迁中的程序问题等。[⑤] 参见[英]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页。
在此情况下，就不能以历史上法国人帮埃塞俄比亚修订的《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等为例，而应当基于当下中国现状的考量。[13] See Roscoe Pound, the Spirit of the Common Law, William S. Hein ＆ Co., Inc., Buffalo, New York, 1995, P53. [14] 参见李昌庚：《主动改革：中国社会转型的理想选择》，《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社会转型期政治权威主导的主动改革背景下的法治回应，关系到依法治国的路径选择。虽然其最终目标是一样的或类似的，但其改革路径选择的战略眼光在社会公众与政治精英之间基于信息不对称、不同利益考量等因素却存在诸多差异，尤其基于我国民族问题、台湾问题、漫长封建专制、包括来源于西方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在内的中外文化交织并存等因素在内的历史惯性下当今中国特殊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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